新中国60年记忆——
我与教育信息化的不解之缘

2009年10月1日，新中国迎来了她60岁的生日。在这60年波澜壮阔的光辉历程中，最值得铭记的是那些熠熠生辉的人物。他们生动、鲜活、真切、感人至深。在教育信息化的实践领域，同样也有这么一群人，他们从零做起，默默奉献，执着追求，用自己的行动变革着基础教育领域教学理念和教学方式，用信息化手段架起了通往教育现代化的桥梁。正是有了他们的执着探索和努力奉献，才有了我国基础教育信息化事业的蓬勃发展。
他们来自于不同的地区，在不同的岗位上从事着不同的工作，但相同的是，他们选择了基础教育信息化这方热土，都在为“以教育信息化带动教育现代化”的共同目标而努力奋斗着。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教育信息化把祖国的事业与他们自身的命运紧紧地维系在一起。本期我们就特邀了10位来自不同岗位的教育信息化建设者，结合教育信息化事业的发展，回忆自身独特的成长经历以及对信息技术那份难分难舍的情怀、那份执着的热爱。他们有的意气风发，有的已经年近花甲；有的刚刚入行，有的已经在教育信息化领域耕耘很久；有的已经成长为领导者，有的在不同的专业领域取得了他人难以企及的成就……
他们是我们所有教育信息化建设者的缩影。通过他们的回忆，折射出了建国以来我国教育信息化领域的发展变迁、所取得的光辉成就以及我们对教育信息化事业浓浓的感情，作为我们在祖国母亲60年华诞奉上的贺礼。

“出土文物”的机器人教育青春

沙有威

200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的日子，也是我从事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30年的日子。30年，对一个传统学科来说，太短暂了。但正是这30年，信息技术学科从无到有，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快速发展。
记得那是1979年，一个来自日本的教育代表团到我校访问交流。在交流中他们介绍了将多功能计算器的公式存储功能用于教学中的尝试，并带来了国际上中小学计算机教育的信息。受此启发，我校领导决定在我校逐步开展计算机的教学活动，并委托我和上海一位退休老教师章淳一起开展此项活动。当时的我还是景山学校的一名年轻的数学教师，连函数计算器都比较少用，对计算机就更没有一点感性认识了。为了把活动开展起来，我先把学校所有的函数计算器集中起来，组织课外活动，教学生使用计算器中简单公式的编写功能。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方毅同志，在得知我校开展活动的情况后非常高兴，委托国家科委将出访美国时带回的一台家用电脑转赠给景山学校。这是我校开展计算机教学的第一台计算机，据了解，这也是我国用于中小学计算机教育的第一台计算机。它的所有资料都是英文的，还包括一些家庭游戏卡、家庭管理卡和APL/S阵列式高级语言系统卡。对于我这个初次接触计算机的人来说，掌握和使用它的困难可想而知。章老师一点一点地翻译资料，我一点一点地进行操作。最后将APL/S语言基本搞懂，并在部分学生中开展了APL/S语言程序设计的课外活动。
2000年，我有机会接触到了智能机器人的相关培训。有一位专家在得知我1979年就开始从事计算机教育工作时，曾惊讶地戏称我是中小学信息技术学科的“出土文物”。这句话让我感慨良久。心想：老了，再不努力恐怕就只有历史价值，没有现实价值了！正是这种感慨，让我竭尽全力地为当时正方兴未艾的机器人教育忙碌起来。我意识到，智能机器人能给从计算机教育过渡到信息技术教育的学科带来新的发展契机。2002年，我在《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的新载体——智能机器》一文中指出：“过去，我们对信息技术教学内容的理解与信息技术教学载体（计算机）的唯一性是相关的。而智能机器人作为中小学校信息技术教育的另一载体，不仅充实了信息技术教学的内容，也使我们对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有了一个新的认识。”由于这一认识全面地体现了信息技术的内涵，这篇文章在当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学校领导的支持下，我校开展了机器人教育的普及实验，并将实验的基本目标定位在“让所有从景山学校毕业的学生都接受过机器人的普及教育”。
在机器人教育蓬勃开展的今天，回首以往，我感触颇深。我认为，在教育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进程中，不仅要有开拓精神，更要用前瞻性的理念作为导引。开拓意味着要经历成功和失败，开拓意味着有可能走弯路，开拓意味着要淡泊名利和忍受别人的不理解。虽然我从1979年率先在中小学开展计算机教育和2000年率先在中小学开展智能机器人教育实验都具有开拓意义，但是我认为1979年开始的计算机教学实践更多地是“摸着石头过河”，而当2000年我接触到机器人时，我们的开拓更多的是基于对计算机教育多年的理性思考。这两种开拓的过程体现的是对信息技术教育发展的历史自觉。

从拾粪娃到电教带头人

陈桂南

我出生在江西省宁都县一个普通干部家庭。文革期间，我随父母下放到农村，跟农家子弟一同起早贪黑拾粪挣工分。童年的磨难，使我体会到了生活的艰辛，寄希望于依靠发愤读书，彻底改变自己的命运。
中共“九大”召开那年，我正念初一。由于一个晚上就一字不漏地背下了新党章的全文内容，县革委会主任亲自点名让我参加新党章宣讲团。1972年3月，宁都县文工团把我招去当演员，明星一般受到观众的“热捧”。但我并不满足，业余时间一直坚持自学美术。1975年，宁都出了个用肉眼发现新星的天文奇才段元星，江西电影制片厂前来拍摄纪录片，我被推荐去协助他们布置舞台。为了艺术地再现天鹅星座夜景，我运用光色、不同材料的质感和透视原理，别出心裁地在巨幅布景上挖洞，安装上二极管电珠，用节光器调整光亮，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此后，团里不再安排我演戏了，让我专职从事舞美设计。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我顺利考取了赣南师范学院艺术系美术班，毕业后被分配回宁都师范教美术。当时，学校建起了一个电教室，因经费短缺，无力添置先进的电化教学仪器设备，只得发动物理教师采用白铁皮、木条框、煤油灯和凸透镜等原料，土法上马制作简易幻灯机和投影装置，由我负责用玻璃和透明胶制作幻灯、投影片。
1985年6月，一纸调令把我调到赣州地区电化教育馆，担任摄制部主任。那时候，整个赣南的经济和教育还很落后，特别是偏远山区学校的基层教师，一辈子也难得有外出学习、进修的机会。我带领工作人员深入基层，精心挑选各个学科的优秀教师，拍摄、制作成教学录像片，供全区教师观摩、学习，大大开阔了他们的视野，深受好评。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三机一幕”广泛应用于常规教学。然而好景不长，由于当时人们盲目取消面授课，依靠闭路电视大搞所谓的“远距离教学”，结果教学质量不升反降。此后一路行来一路忧，教育界围绕“电化教育姓‘教’还是姓‘电’”、“旗帜到底还能打多久”、“‘化物’与‘化人’谁先谁后”、“硬件与软件孰轻孰重”之类的争论和质疑，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1990年，我被上级委以电教馆馆长之重任。为了尽快普及信息技术，改变本区教育落后的现状，我们克服重重困难，请来了江西理工大学、赣南师院的专家，又说服了几个电脑经销商，赊欠了一批计算机设备，连续举办了20多期培训班，把全区千余名中心小学以上的校长全部轮训了一遍。与此同时，计算机陆续进入全区各中小学校园，我区的电化教育开始从视听阶段转向信息化阶段。
1998年12月，赣州地区撤地改市，新一届政府以“办人民满意的教育”为宗旨，确立了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进行了教育体制改革，电化教育事业迎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多媒体信息化网络犹如一张无形的大网，迅速覆盖了全市3.94万平方公里土地，广大城乡孩子同在一片蓝天下，共享优质教育资源，共谋均衡发展。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风风雨雨一路走来，不知不觉间我已过知天命之年，满头青丝都差不多掉光了。其间，我放弃了几次升迁的机会，在电教馆一干就是25年，但我无怨无悔，而且永远心存感恩。感谢党和政府把我一个昔日的拾粪娃，培养成了全国最大地级行政区的电教带头人。
如今，我市与中央教科所合作，建立了教育综合改革实验区，响亮地提出了“以信息化带动教育现代化，在新起点上实现基础教育跨越式发展”的战略口号。回顾过去，我感慨万千；展望未来，我充满信心……                       

（王卫斌 整理）